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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家演讲：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夫人彭老师与他相濡以沫35年，又都是复旦同事。在她眼里，他并不是一个健谈之人，总是在别人多次邀请，无可推却时才不得不接受做一个演讲的请求。可每每发声，其尖锐、深刻的观点和思考总是发人深省。
杨福家先生的经历使他足以有机会感受到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和差距，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他从一个单纯的物理学者转型为一个校长时，他必须研究教育。
中国大学盖大楼世界第一
要谈高等教育，必须得首先从整个国家的大发展谈起。如果未来5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其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跻身世界第四。
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三大问题：高能耗、低效率、创新缺失。我们这个世界第四制造业大国，赚取的只是劳务加工费，以知识产权为标志的高附加值，高利润均为外商获取，同时还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承担巨大的生态代价。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这条腿相对长,社会这条腿相对短。而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所幸，2004年中央提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2005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此太相似了。盖大楼的速度也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全日制大学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扩张到2004年的447万，高校在校学生2000万，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4%到今天已超过19％，2020年的目标是40%。空前的发展,巨大的成就!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超过15%时，高等教育为大众型，超过50%为普及型。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今天的孩子不快活。升学的压力让老师怨声载道、让家长敢怒不敢言，而学生却处于被“迫害”之中，过半数中小学生睡眠严重不足。
高校作弊风屡禁不止，清华、北大也不例外。学生中甚至流传这样的话：简历不作假，典型一大傻。没有文凭不要紧，作假只需百元钱。
《人民日报》及《文汇报》报道，在安徽省，一个人18年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再往西走，35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四川一所农村高中，一个叫郑清明的优秀高三毕业生，因为家庭贫穷拖欠了学校600元学费而不被允许参加高考……
我们这个社会，能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吗？
我的八条建议
中央领导已经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创新，我听过一场45分钟的报告，“创新”这个词被提到了30次。而经济与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如何创新？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于教育。
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率当今教育改革，我建议：考招分开，千姿百态；按需办学，丰富多彩；各发其音，动人乐章；建立基金，帮助贫困；勤俭兴校，忧国为民；和谐校园，教书育人；学术自由，学校自主；爱生爱师，金子发光。下面我将详细讲述这八条建议其中一些内容，并结合说明中外教育的一些差异。
考招分开考试多元
中外教育的首要差异是入学标准。学生怎么进大学？
中国的景象是：800万人同考，千万家长跟随。这一天不得了，武警都出动。这种规模、气氛，国外少见。
国外不是这样。在美国入学，需要具备5个条件，SAT考试，中学成绩满220个学分，平均成绩达到B（其中一半是考试，一半是做项目的成绩），推荐信，面谈。以我们复旦的优秀毕业生沈志勋为例，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一个实验室主任，美国能源部顾问。当年通过招考去美国时，只有100个名额，他排到近200名，本没有机会，可美国人一面谈，觉得他不错，结果多招了几个，就要了他。人才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单凭考试一刀切，那他就被“切”掉了。
再说SAT考试。两门课总分1600分（今年开始三门课，总分2400分）。国外学生想去普林斯顿、哈佛这些好学校，SAT成绩要求也很高，得在1360～1540或1400～1590分。但SAT一年可以考7次，并且可以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上报。7次还考不上，那只能证明你水平有问题，不适合这个学校。对比之下，如果北大录取线600分，复旦录取线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5分，那他既去不了北大，也去不了复旦（因为不属于第一志愿报考）。
所以问题不在高考，中国的高考好得很，经过多少年的完善，已经非常严格、严谨。毛病在于一考定终身。所以我建议要考招分开，让考试多元化。只有考试多元化，才能使中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校应像交响乐队
我常说，学校应该像个交响乐队。中外高教的差异之三在于学校定位：不同学校应该发不同音，不同学科要求不同学位。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一块是职业教育，可我们目前却没有很好地区分开。
比如在医院，中国医生向我抱怨说，必须读博士，否则在医院站不住脚。可在治疗脑肿瘤最好的美国麻省总医院，医生、技术人员和物理学家，三者地位同等重要，虽然只有物理学家有学位。在英国每10个医生中，只有1个有博士学位，这与他们的收入或地位没关系，临床医生的收入往往最高。
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里，社区与大专院校占高校总量的60%，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占18%，硕士学位的占15%，博士学位的只占7%。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哈佛大学与纽约服装学院是同等重要的。
具体到某个学校：1891年创办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未想过要更名、升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火箭90%是由该学院设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31个来自该学校，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院士、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赵忠尧院士也都毕业于此。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比如教师数量、学生数量等，那它肯定排不上号，因为它只有2000名学生。
反观我们，这几年研究生数量上升速度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今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117.2万，首次突破百万。目前在校的研究生规模是79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4.35万名。我很诧异，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美国发达，高职学校数远不及美国，但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却大大超过了美国。
学校定位不准确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生遭遇就业寒冬，重点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逐年上升，但科研质量不升反降。与此同时，上海一家企业却开出6000元月薪，征聘高级技工，无人“揭榜”。更为尴尬的事情是：同样的飞机零部件，由我国工人安装，只能飞400小时；由前苏联工人安装,能飞800小时；由美国工人安装，能飞1200小时。让博士生拧螺丝是肯定不行的。
对老师学生有“大爱”
育人环境，这同样是中外教育的重大差异。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这所学校从2001年到2005年世界排名第一，它不仅对教师显示出它的“大爱”，而且对同学给予深切的关爱，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在美国不算贫困）学生的100%都获得了奖学金，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也有30%获得了奖学金。这也是大学排名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它用基金保证学得好的学生一定能读大学。
这里我想跟大家再一次讲一讲费马大定理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迷恋”费马大定理，8年没出一篇文章。在国内这样的人可能早就下岗了。可他的校长却没找他的麻烦，并说他这样做总有他的理由。果不其然，8年后，怀尔斯教授宣布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年的难题，这就是一所学校给予教师的宽容，才让大师成长起来。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曾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仍然允许他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给予他极大关爱。他一“疯”就是30年，学校就留了他30年。可30年后，学校的宽容和家里人的关爱让他“醒”了，并最终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样的幸运也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工作的中国学者杨向中，因为对牛的兴趣而研究克隆牛。后来因为科研条件限制要转校。校长问他你需要多少资金补充研究条件，他说大概800万美金。校长说，我一天之内给你答复。不到24小时，校长用三种形式给了杨向中回复：email、电话录音、秘书联系。校长同意给杨向中1200万美金资助他的科研，盛情挽留他。现在这个大学在克隆牛方面的研究是最先进的。
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
中外教育差异的第五个方面在于是否真的“以学生为中心”。全世界的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在15世纪发起，这是牛津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最大贡献。关于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牛津大学有这样一个说法：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在学生的心里点燃火苗。我并不赞成导师吸烟，但我觉得这种比喻很对。
再看耶鲁大学。它的优良传统是“住宿学院”，学生和老师们住在一起，学校在住宿学院中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形成了大学慢慢积淀下来的传统和氛围。学校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那些后来成为国家领导者的人们，据说都在社团中做过领袖。
在哈佛大学350年校庆之际,有人问，学校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校长回答说,不是哈佛出了6位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让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李政道在2002年撰写出版的《物理的挑战》一书中说：“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好的导师和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这是省不了的，不能用网络、程序代替的。”
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很多学生有这样的感受，除了上课，基本看不到导师的影子。问这些老师，他们则有苦衷：我们的薪水和两部分挂钩，一是固定工资，二是津贴。老师的工资不高，如果不努力多拿一点“额外”收入，一退休，一大块津贴就没有了，以后的生活就无法保障，自然无法把学生培养照顾得面面俱到。
我很理解这些老师，如果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和谐，就会出现问题。和谐校园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和谐校园里应该不提倡官本位。中外高校选拔教师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选拔教师的普遍标准是学术型的，范围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而外国选拔教师的领域则宽了很多，从全世界选拔，并且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
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就走上大学讲坛，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讲授“高科技与国防科学”，我想这门课再没有人能讲得比他更好了。
前几天，我听说赵启正同志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做院长的确能把多年的工作实践带入新闻教育中来。
如何造就一代创新人才？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是和大家做了一次抛砖引玉的讨论，也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就像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教育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与解答。（摘自05.11.28《钱江晚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演讲实录
高校教改路在何方？
2005年9月24
(星期六) 9:00-12:30 ，在北京翠宫饭店二层多功能厅进行了主题为“高校教改路在何方?”的大讨论，韩民等几位特邀嘉宾先后登台演讲，以下是演讲记录（有删改）。
韩民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题目：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若干问题
）：
首先谈一下最近几年现在的大学制度。现在大学制度最近几年应该说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原因是跟高等教育发展的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就是社会转型我们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使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当然有些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有些是积极的，但是有些也是消极的，这不是说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好。（问题在）我们怎么适应市场经济来改革它？这可能有一些不适应，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些大学出现了功利主义的现象，追求外在的名誉，包括出现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另外包括过分竞争等等一系列的影响。另外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比如说原来的学校是一个整体，现在学校本身大学规模在扩大，它的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分权化出现了学院派的利益，教师包括学生都有他们各自的利益所以这种分化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外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家了解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90年代初期时候我们国家高等教育18－22岁人口里大学生占3％左右，经过扩招大学发展非常快，去年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折算的话是将近2000万人群，毛入学率达到19％，发展指标超过了15％，这就意味着精英教育转向了了大众化教育。这样从管理上、从生源的多样性上高等院校都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需要去适应这些变化。
再有，高校扩张总体来说也带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的发展，毛入学率的提高。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因为急速的扩招有一些在规模的发展上局部出现了失控的现象。另外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但是国家投入的高等教育经费有所下降，另外质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最近10几年来，总体来说大学自主权有很大程度的扩大。但是相对于大学自主权扩大，大学在自我约束方面还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扩张的问题有些大学盲目扩张，盲目决策这里有些甚至是违反过程的规范。再有，大学国际或者校之间的竞争加剧，大学的经费渠道多元化，过去就是单一的拨款，现在是学费、收费、还有一些基金捐助等等，总而言之大学经费渠道多元化了这为大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高校收费方面，这些年收费标准可能提高的比较快。另外还包括学校独立民主性的需求、要求等等方面。
在面临这样新的挑战新的课题面前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改革大学制度应该是一个关键。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制度的实质、特征什么？我简单说明一下。
有人是这样总结的“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还有学者认为是协调、规范大学组织的内外部关系。针对传统的大学制度而言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学制度。
关于大学制度它的内涵，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包括大学体制和管理机制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从宏观的方面来讲是政府和大学关系的问题，是外部治理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是内部和自治的问题。也有人说要协调几个关系，比如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大学和学校、院系的关系、大学和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建立这样现代大学制度，我自己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因为不同的学者、专家或者领导认识都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有几个观点比较重要。
1、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法制制度上，所以前提是要有健全的法制，这包括《现代化教育法》，包括这些制度的进一步细化。现在《高等教育法》有些比较粗，所以将来是在学校法里还是在高等教育法，还是有一些大学的设置法，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确立大学法人地位，使之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3、改善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从微观转向宏观。
4、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促进治理的制度化。
5、加强对大学管理的社会参与和监督。大学扩大以后有一些制衡和监督，这个制衡包括学校的管理，从外部来说就包括社会的参与和监督，这样才能保证它能够规避风险朝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6、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责任分工。
7、建立科学、民主的校长选聘机制。
7、强化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会、学生会的职能。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途径，加快现代大学教师制度建设的步伐。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些年对于现代大学制度讨论比较多，但是我感觉往往对大学教师制度建设的讨论不是很多，至少在现代大学制度这个框架下讨论不是很多。我个人认为大学教师再教育里是一个主体，从一定意义上学生是主体，但是教改等等问题最后是通过教师来决定的，所以这里教师还是比较关键。这里包括教师的聘任制，关于聘任制这个话题在高校改革里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感觉目前为止聘任制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狭义的聘任制。实际上它并没有解决核心的问题。现在北京市的改革我们一直在观察，也不太了解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聘任制应该说从全世界范围来说高等学校大学教师还是采取聘任制。但是聘任制的改革我们都在尝试，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真正的聘任制肯定是和任期结合在一起，这样大学教师的任期多长合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任期短的话就会促使大学教师产生一些短期行为。比如说一年一聘，大学教师要时时处于应聘的状态下，他要为应聘的条件去做一些事情，这样不会考虑长远的发展。但是聘任制太长15年、20年这样意义也不是很大。比如日本大学也搞大学教师任期制，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觉得5、6年比较合适，当然中国多少年合适我觉得还需要探索。
另外在聘任制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还能不能有教师的终身制？其实有些国家像在美国，总体来说大学是聘任制，但是它也有终身教授，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个人感觉还是两者结合起来好一些。另外一个就是教师的职务职称制度改革。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争议，特别是像职称评定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大学的职称制度在世界范围来看其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因为它即不是职业资格，又不是岗位职务，它是基于两者之间的，跟国外比起来，国外更多的大学教授、副教授是一种职务，你可以在大学里工作，而且这些教授、副教授岗位都是确定的，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岗位就不是，所以这不是职业资格。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离开这个岗位以后还是有这个职称，所以这是一种评定，这点跟国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像我们单位也是这样，我们评职称有一个结构，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员比较少，随着发展一些研究人员同年限和业绩上都达到了这些要求，但是因为结构的限制他不可能成为教授。另外像大学内部，像北大，有一些职称的名额是跨系之间可以竞争的，这样的话可能就出现某一个系比较强，出现很多教授、副教授、另外一个系就比较少。另外一个系一个专业领域两个人都是教授，两个人连副教授都不是，因为名额已经被占去了。再者很多有职称没有岗位，所以即不是岗位职务、又不是职业资格的这种东西，而且他还可以通用。在国外大学教授是不能通用的，比如你是这是这大学的教授，你到另外一个学校就不是教授了，他们不能跨校通用，这方面我们跟国外比有很大差异。
时间的关系我的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提问
韩水法：刚才韩民说《教育法》的细化，这个事情我非常担心。我们知道世界上最近有一个统计数字：最好的大学17所全部在美国，美国没有一部《高等教育法》，德国现在大学衰落了，它有太多的《高等教育法》，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韩民：现在具体的还没有启动，我想恐怕这个法的细化，我个人这么看，我觉得美国并不是没有法，美国的法律体系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更多的是惯例等等，但是我觉得有法并不一定就约束大家的发展。比如德国人比较重视法律的建设，日本也模仿德国，比如德国的汉堡大学，这些的大学既是在法制的约束下同时它又是高度的学术自治它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宏堡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基础并没有约束大学的发展。日本也是这样，虽然日本是比较重视法制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限制大学的发展，像日本有些大学，东京大学等等教学指向是很高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制并不是约束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胡正中律师：韩民老师你刚才提到现代大学制度要强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我想问大学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有必要吗？
韩民：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职工的概念，大学职工是包括大学里工作所有的人，包括教授、管理职员包括从事具体服务工作的人员。为什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非常重要呢？它体现了对大学管理的全员参与，作为大学构成的一分子都有权参与学校决策。而大学职工代表大会是这样一个舞台，他可以反应的各个方面的意见可以决定学校的决策，因为学校任何一种决策都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去发表他的意见，我觉得职工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国外像日本大学，他们这个决策机构不是校长也不是委员会，他们决策机构是评议会，这个评议会是由大学教授、系主任、学校的管理职员和学校其他方面的人员甚至还有学生的参与，校长一定程度上只是执行。当然最近这些年他为了提高管理效力在扩大管理的权限。
韩水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题目：终身教职与学术共同体）
韩水法：我演讲的题目是“终身教授与的学术共同体”。演讲的开始我要提醒一点，我们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中讨论大学的问题，这样的意识很多朋友都有，为什么要提醒呢？我们有时候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反而就使我们对中国大学的问题，包括对中国其他的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认为这些事情不能做或者说了也没用。我要说这样一种态度是非学术的，或者是非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态度就要对大学问题的原则、理论探讨大打折扣，不敢直面问题本身，学术就是要直面问题毫无限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做事都要受到限制，但是讨论学术的时候不能有任何限制，否则问题本身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要讨论终身教职、学术共同体这个事情，都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学术，我现在解释一下学术，因为“学术”这个词，它是包括对一种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人文学科在德国理论中全是属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东西，虽然我们在中国很早就有学术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整个学术研究体系，包括自然科学、计算机等等，全部是从西方移过来，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西方的哲学精神是源自于古希腊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是学术和自然科学家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是源自于精神。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精神，形而上学在西方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形而上学的本意是探索事物、世界本来的规则，它最终的一些原因或者一些原数，这是形而上学的原因。我们俗话说“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实证的精神，这个精神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但是不是很明显。还有文艺复兴时候有试验精神，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起来的，我说这两个精神是西方学术精神。
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不做自然科学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然科学最高荣誉是诺贝尔奖，我问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做这个研究？很多人都是就是因为“喜欢”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所以我们在讨论大学也好，讨论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也好，我们讨论大学里面从事研究的人或者教书的人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好，都要围绕这个问题去谈。但是我们很多讨论中把这个问题给忽略到了，我们就看学校的领导、教育部的领导他们讲大学要现代化、要竞争、大学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不知道大学要以什么身份适应这个市场？大学跟政府机构在这个市场中位置是不一样的，跟小学也不一样，它不一样最核心的一点，大学就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所有的其他作用都是从这一点来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大学存在的意义不大。大学可以是一个企业，像以前北大、清华都办企业，但是没有企业家办的好，大学也可以办培训班但是也没有外面的培训班办的好，大学也可以办旅馆，但是也没有外面的旅馆办好的。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大学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这是大学最核心的一点。今天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国际化等等，大学离开这一点毫无意义。稍微说极端一点，所谓学位也好、大学的经济功能也好、科学的社会意义也好，都是这个原则的副产。比如德国博士学位也是到了19世纪末才正式形成的，这都是副产品。
好多讨论把这个问题给忽略掉了，现在美国也讨论，马克思在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讲过现代大学他举是美国大学，说已经成为像资本主义的巨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一开始就是教学生的。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从这点来分析，大学培养学生也是这样，因为大学里面有一些创造新的知识、新的观念的人。最早的意大利大学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人进行讲学有的人认为能够获得某些启发，然后整天跟着他，后来发现整天跑来跑去不行，所以有了大学。大学建立起来以后，大学它就跟其他行业不一样，所谓大学有特权。我们知道大学特权最大的时候，大到（相当于）欧洲的一个领主，领主是有司法权的，老师跟外面的人打架了以后，不能受到外面的审判，大学自己来审判。所以大学一开始就是特权机构，今天大学也是有它自己的特权，大学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机构。大学它能授予学位，这是欧洲传统。
我们今天的思想就是为了创造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大学的一些人组成一起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为什么我不说学术共同体不说大学呢？最早的大学美国大学像一个企业，有了大量的教师有一套管理的秩序，这个大学不是简单的学术共同体，大学里面的学术共同体是教授组成的。一个大学办的好坏、关键就是这个学术共同体是不是依旧为学术而学术？在美国，包括在德国大学都是这样，一个人能不能升教授他最基本的决定权是在这个系里，或者这个院的全体教师所决定的，校长并不能任命一个教授。
所以学术共同体并不是整个大学的所有成员。学术共同体跟终身教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事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为了学术而研究，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终身教职在大学里面始终是对学术共同体来说的，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比如后勤的、机关的他们都是跟在企业里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点，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创造需要自由的空间。虽然19世纪末期建立的学科体制有一个大致的领域，大家无数的知识包围着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新的思想形成之前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经常看到一些领导在一起研究，这里可能出现什么东西？新的思想也好，新的科学也好，如果你知道你做什么研究。实际上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在创造之前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
第三点，很多思想和新的知识出来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在自然科学有很多这样例子，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德国的一个学者在200多年前提出世界和平论，他说这个世界和平怎么实现？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念，是德国能不能统一？他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有很多小邦，每年都要打仗，现在国家还没有形成，大家都嘲笑说你这个观点不可能（正确），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第二次大战以后建立了欧盟，这个就是根据康德提出的这个理论。
比如我最早写的“大学改革思想”他们当时说在中国实现不了，所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创造出来之前你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所以要给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个很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去研究。
第四，学术的探讨需要共同的交流和表达的空间。科学家他们都有很多个性，但是他们需要共同的讨论共同争论，学术共同体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第五，我们中国有学术评价。实际上除了学术本身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评价学术的，真正一种东西、一种知识是不是有价值，只有靠学术共同体来评价，尽管有时候这种东西是错误的，但是也不能靠外在的评价。
第六，大学主要就是为这样一些人提供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些终身职位来保障他们这样的活动，直接面对学术共同体本身。
第七，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本身是由学术共同体延伸出来的。越是自由空间的国家它的学术风气越好，这点大家都是认可的。
提问
韩民：我想请问北大的制度过程中，您的这些意见是不是在一定场合有过发表，或者起过一些作用？
韩水法：9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发在一个杂志上，就是给我们当时的校长写的一封信。是不是实际起作用我不知道，但是这些思想、这些想法我提的还是比较早的。我们的改革方案里有，当时张维迎是改革的创造者，当时他受到了很多批评。我写完那篇文章的时候，校长当时也找我谈了，那篇文章署的日期是两年前的6月18号。
韩民：你怎么评价北大的改革？
韩水法：在很多原则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是折中，有些东西是不彻底的。所以我才写“世上已无蔡元培”。
记者：很多人知道我们报社前不久发生一场风波，关于新闻稿件的评价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而我们考核经常是量化的，所以你这个话题我非常感兴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你提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怎么产生？现在大学很多老师、学生他们在学术独立性方面受到了压制，很多怕聘用不上对他的学位或者职位不保，所以很多个校的教师他们维上、或者是唯唯诺诺，这可能跟利益有关吧，所以想请问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学术共同体怎么产生？
韩水法：在中国这个环境有很我现实问题影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思考。我们还是研究一下美国，哪些权利是归教师所有的，我们就把这个权利简单的给教师就完了，说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巨大的利益，外在的利益限制了。因为现在的大学不像20多年前的大学一样，现在的大学有很多钱的，所以控制这些东西也很重要。我只是把问题本身提出来，具体的措施要所有的学科、教师自己们去争取吧。
蒋国华（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演讲题目：大学评价与大学排行）
蒋国华：各位朋友，刚才我听了两位韩教授的讲话，原来王院长让我说的我想略去算了，因为不符合这个大会的题目。今天的主题是“高校改革路在何方”。现在路在何方？第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党的话，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的特别清楚，我国的教育还比较落后。遗憾的是教育界包括教育理论界没有形而上的精神，没有一篇文章说党中央说的很对我们的教育确实很落后，也没有一篇文章说党中央说的很对我们的教育确实很落后，这是我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虽然我在教课室呆了10多年，但是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一直看到现在，我发现教育界“文字游戏及其风行”所以好多问题没有搞清楚。
第三个就是形而下的问题讨论的多。
今天的主题是“大学路在何方”这是西游记的话，实际上我们中国历史家讲的话就是“路往何出去？”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路，我想说中国现在高等教育最重要突出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分类。刚才韩水法说了，不管有什么说法，世界上一流大学三分之二在美国。
我个人认为当代的大学应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形而上，就是研究性大学，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大学。绝大部分大学都（算不上研究性大学），它的全部贡献就是要做人才支持。其实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属于人才找职业的培训站，不是韩教授说的形而上。当然不会影响他们研究氛围，但是总体上就是这样。
第二个想法，由于我们这个大的方向没有明确。江主席在98年北京大学讲话的思想精神没有落实到我们高教改革中间去，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包括我的母校、包括清华、北大，都在盖房子，现在弄的植物没地方长了，盖到了那种程度，都是把范围扩大的越大越好，这点抑制不住，所以原因就是他想当研究性大学，然后“种物不种人”。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学主要是没有像样的大师。我是搞定量研究的，实际上定量研究主要是（研究）一个趋势，好像地理学家的等高线一样，你不承认等高线，（那你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现在综合排名世界上在前100名的如东京大学排名16位、名古大学96位……这些我们国家都没有。我的一个同党，北航的搞材料的，材料领域前一百名科学家榜上有名的我们的张涛（音）教授第14名，前面7个是日本人、5个美国人，这样你敢说我们的材料科学是世界一流的吗？
第四，现在无大师制主要是官僚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国家的相对落后，很多人倾向于个人荣誉，个人利益，写了一篇文章稍微被外国人表扬，然后升官，处长、局长……，我96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应该给科学多多的钱不应该给他们高高的官。当时中央党校的黄菊教授说你应该跟组织部长说，现在我们重奖给的都不是一些优秀的科学家，都是一些退休的科学家，这点又是不对的。
第五，现在教育界最出名的争论，两个大师之争就是杨振宁和邱楚正先生（之争）。杨振宁先生主要讲知识的传承，邱楚正主要研究的最后的科学实证。这是我们教育当前必须要讨论的大问题，我们教育面临着一些“IT难题”，我们中国有这么多院士、培养了这么多（IT精英），我们在IT领域基本面却不够好，大的不要说，就连真正的一个像样的黑客都没有。这是我们IT的悲剧，大的说就是教育的悲剧。
所以高等教育还要路何出去，还要回头看这是我们党的理论之一。要看看我们幼儿园开始的教育，不是我们在培养真正的精英，而是把我们的孩子都教傻了。我非常欣赏李岚清同志在他离任前的讲话，他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我们的老师怎么这么有本事把他们教的一个模子？”
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究竟要学多少知识为好？我们要不要学的又宽、又深、又厚，要不要迅速前进？这些问题都是排在中国教育形而上的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考试制度都是属于全面的大而全，这么个考法最后把中国孩子都考傻了，所以这些都非常值得研究。
提问。
听众一：我想问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可是这么多年，新中国以来这么多年好像都是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干扰着，我们怎么老走的弯弯曲曲，我现在也有点迷盲，我们往哪儿去都不知道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国华：第一，咱们党中央十一届上台以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部门，特别是教育部，现在党中央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第二条还是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有些问题要转化为领导的想法才有用。我个人认为什么叫领导科学，上至总书记到下面的领导，任何决策都是第一领导的想法。
王钧(亚信学院院长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从目标到实行是不是都有问题？
蒋国华：我认为都有问题，确实是这样。因为各方面都要改，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下了很多决心，财政部也给了很多钱，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前途光明。
王钧：教育是不是财政部和教育部的问题，还是全民的问题？还是人都有权利参与讨论、做出贡献？
蒋国华：这是两类问题。从国家政府的管理来说当然是教育部了，作为给钱的角度肯定是财务部了。但是教育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行业肯定是学术业、社会各界的问题，所以教育问题一出来各个部门都非常谨慎，所以它老是改革时候特别难。
王钧：从这个话延伸开来，我们把这些过分的归结于教育部领导，把教育部弄的很谨慎，我们的教育改革一直慢慢的像“蜗牛”一样往前走，是这样的情况吗？
蒋国华：现在来看有一点，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我非常欣赏李敖的说法，要从小的角度看，大的方面看我们是一穷二白，改革开放之前教育一片混乱。比如扩张现在有一部分在扩大了，我认为扩招对中国民族起的推动作用，或者它的历史意义再过10年、20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真正的大学就是这样，少数数搞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还是大众化的。人体的自然结构恰恰是在这个阶段经过了大学的培养，包括我跟周济都一样，在清华大学都在一年，但是跟没有上过大学肯定不一样。
韩水法：你刚才前面提的很好，你说中国的教育怎么这么有本事把千差万别的人变成了一个模子，后面你又反复强调我们的大学就是职业教育？您认为这两者有没有矛盾？
蒋国华：没有矛盾，真正的学术大学毕竟是少数。（大学要）培养出能够造奔驰车的，研究计算机，但是不影响这些大学出一个“爱因斯坦”。我个人赞成韩水法教授说的，有一次在很多科学家进行原创问题研讨会上，一大半是院士，我说科学教育就是应该像自然上帝一样，自然界的草什么长，政府的责任是选择。
(来源于博客网，节选，原文为现场记录，文字错误较多，编者依据上下文进行了删改)
大学时你该学什么
12月6日下午，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贝瑞特博士应邀在四川大学作了题为《教育和创新》的精彩演讲。四川大学师生共3000余人到会聆听演讲。
技术能改变世界
如果大家看一看当今周围的技术，你会发现它是快速发展的，比以前发展速度更快。我们第一台数码相机问世了，手机也有了照相机的功能，几年之后大家可以发现整个摄像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还可以看看数码音乐和数字音乐。有很多学生都会从网上下载音乐，实际上，有很多学生十分欢迎数字音乐、数字视频和数字娱乐，它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同时改变了我们整个的商业运作模式。
英特尔公司从原来搞晶体管，到现在搞集成电路。30年前，无论大小晶体管，都可以用肉跟看到。而现在有些晶体管必须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我们搞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业务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就像上面所说由结构非常大的技术、新的能力和新的算法，可以把几十亿的晶体管，放到一个小的处理器上。在4年前，莫尔斯法则就预测了处理能力和晶体管的密度每18个月将会翻一番，现在4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准确的预测。现在我也可以说．这个法则在今后15年至20年还会准确地预测未来。如今世界上有10亿人在使用互联网，也是第一次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上的信息，但是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和通讯功能还要多得多，像我们所知道的可以收发邮件，可以搞电子商务，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娱乐，互联网已经开始代替一些传统的通讯以及媒体：互联网也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娱乐的方式。可能这是关于技术是怎样向前发展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在座的学生都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欣赏一位知名教授、学者的精彩演讲。由此可见，技术对我们教育的重大改变。当然，技术对我们的娱乐，包括我们的行为以及生活方式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在，我们周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在其发展的时候，就需要社会去包容它、迎合它，在经济的发展上去应对它。因此，从技术的角度讲，事物的变化非常快。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话，比如像经济，它也像技术一样在飞速地变化，尤其在中国。我们可以一起回顾一下20年前的世界，主要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西欧、美国和日本，而其他的国家都是十分孤立的，孤立于世界自由经济之外。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加人世界自由贸易体制．这种经济上的变革，使很多国家成为胜利者，当然也使一些国家成为失败者．而中国就很好地应对了这种体制。我想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一个就是教育体制，这在中国非常成功。中国每年都成功地教育了很多人，使得这些人拥有了各方面的技能。另外，这种教育体制也十分符合刚才我所提到的那种技术上的飞速变化，因为我们大量的年轻的毕业生都拥有数学、科学以及工程方面的技能，而这些对增强经济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提高竞争力
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提高竞争力，需要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十分强大的教育体制。因为，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的程度将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接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人均收入也就会越高，所以对任何一个政府而言，他们首要做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尽量为他的人民提供教育，这是一个经济、政治上的基本影响因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二就是创新。一种思想上的创新．也就是由新的点子创造财富，而这些点子从哪里来呢，显要靠我们对研发的投资，就像大学所做的培养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政府正在实施的投资。我们的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不仅为下一代产品的推出．更为新点子的推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创造了不少财富。所以不光是要看到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每个国家GDP的百分之多少投入到研发上，因为你的GDP投放到研发方面的百分比越大，你的经济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
第三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一种发展的、创新的氛围。这种氛围，这种环境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还有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像道路、桥梁，机场这些交通设施和技术设施的建设．同时，还有对创新的投资，专门用于创立新企业的风险资本，我们把资金投放给那些有新的想法和点子的工程们。就像在集成电路刚刚发明没多久，他们非常有远见，认为集成电路有发展的前景，就做了计划书，并拿到两三百万美元的风险资本，成立了英特尔公司，现在英特尔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生产商。如果他们当时没有拿到这个风险资本，没有这个氛围的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英特尔公司。我要祝贺中国政府对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投资，因为这些大学是未来财富的摇篮，是创新思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摇篮。
什么是大学求学时最重要的东西
要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们来到四川大学，就是争取成功的第一步，但好的教育不是说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好的教育是给你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会发现现实的世界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你应该努力获得这样一种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将使你终生受益匪浅，这也是在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的，你会找到的是一种学习的原则和一种未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你们在具体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理解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你们在大学求学时最重要的东西。
要学会不断提问
为什么要如此做呢？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为什么这种原则在这里可以应用?为什么书里是这样说的这样写的?我发现总是要问四五次为什么才能找到答案。问一次只能得到一个浅薄的答案，不能获得了解事物的真谛。你要多问几遍才能了解真正的问题。只有了解了真正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有时会使人难堪，但是不要害怕提问，因为这样做对你确实很有用。你不要总替教授着想，一定要反复问他为什么，一直到搞清楚原因为止。如果不行的话，就和你的教授一起合作，把问题解决，这确实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培养敢于担风险的素质
要去冒险，遇到问题，不是人家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是要有一种创新的思想。在技术领域有很多失败，但是通过失败我们再实验才能成功。如果你不敢失败，不敢承担风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你要勇于承担风险，勇于接受失败。如果你只按照历史照本宣科，不愿意去冒险的话，你可能不会成功，如果你不被历史束缚，按自己探索的方式行事的活，你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要学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
在离开校园走向工作之前，要做一些你们非常爱做的事情，做一些使你们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这里有一个别人经常问我的问题，我应该搞什么工作、学什么专业才能成功呢?是学数学物理还是材料科学？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即便对我的孙女也是这么回答的：你应该学你感兴趣的，干你愿意干的事，因为你以后所找到的工作你可能一直要做四五十年，所以在没工作之前，你最好还是学一些你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我还告诉她这样一点，在大学学习期间，应该是你感到最快乐最舒服的时光。因为在校园学习的美妙之处在于学到掌握工具来解决各种问题，在工作中，你要不断地学习，增强你的能力，尤其是研发能力，因为你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寿命很短，恨快就会被更新。但是不要担心。这只不过是你终身学习的开始而已，因为你在步人社会后还要不断地进行学习．
(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
高校创业教育中的社会实践模式
吴起华
当前，一些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创业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而单从书本上得到的社会知识，往往是肤浅的、片面和局部的认识，以此作为认知社会的标准，往往会有失偏颇，这就为他们的创业造成较大的障碍。创业是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要想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必须重视和加强社会实践教学。在实践中更加直接地接触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社会，更加全面地了解实际，从而更加具体、全面、深刻地认识自己，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在创业教育中进行社会实践教学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社会实践教学是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
首先，大学生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必须不断地使自己社会化，社会实践正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可以知行合一，使大学生对科学理论的认识逐步转化为观察、处理各种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大学生在实践中确定创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使他们的理论知识、行为准则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形成正确的创业观。
其次，开展社会实践教学有利于大学生找准自己的创业目标。能力不像知识那样，依靠外来的灌输或者借助工具储存就可以获得，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感官把客观事物或现象反映到头脑中来，并通过大脑加工，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大学生的操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提高的。
第三，开展社会实践还有利于培养创业精神，历练创业意志。英国著名战略家罗伯特·汤普森认为：国家实力等于人力加可用资源乘以意志。今天许多人不能成才主要是因为意志品质不到位。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大都来自书本杂志、报纸、电视，一些人只看到创业成功的喜悦，没看到创业的艰辛，对创业的艰苦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加之学校生活环境比较平静、正规，生活较少有逆境和复杂的情境体验。大学生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接触各种复杂情况，在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磨炼自己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意志。
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教学方式，提高创业教育实效
创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形成开创型个性，主要任务是培养和形成创业基本素质，通过教育方式和途径，实现创业教育目标，这是创业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高校在创业教育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实施形式主要有：
1.研究调查式。到人才中心、用人单位，请教他们对人才的要求，倾听企业家谈成功的经历；请毕业生及家长来校谈岗位创业的感受。调查也是一种探究式的学习过程，如与优秀毕业生、创业成功者等建立联系，由他们提供调查基地，给学生以创业成功的榜样，调动学生的创业兴趣，可以有效地激励学生的发展。
2.实践模拟式。模拟开办一个小型的公司。通过调查，设计好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费来源，合伙人、人力资源的分配等前期方案，制定公司发展规划，最后以说的方式，向外聘的高级管理人员模拟公司的运行，最后由公司管理人员向学生提问或开办咨询服务，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学生。
3.社团服务式。以社团为载体，建立学生创业者沙龙或是俱乐部，充分运用社团载体作用为学生直接服务，让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共同探讨，自我组织创业活动。由于志向一致，他们的创业实践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校方给予沙龙以一定的起步活动费、场地和专家指导，直接推动沙龙的发展与成熟。学校开展的大学生“三下乡”、“四进社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更为直接服务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积极探索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创业教育实效
在创业教育的实践中，我们探索了几种社会实践教育模式。
1.基地型模式。学校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校内外创业基地，以此为载体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实践。其主要方式是：学用结合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我校每个专业都有一个以上与之相配套的专业实习基地，使教学与实习相结合、实习与生产相结合，把基地办成教师示范教学的场所、学生动手实践的阵地和创造经济效益的实体，让学生在这样的基地学习、边实践、边创业、边受教育。学校拨100万元专款作为“自主创业基金”，目前学校已有10个学科计10多家学生创业公司先后成立。
2.学校+公司+农户型模式。学校以公司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专业为基础，成立生产开发公司或“龙头企业”，直接使学校与社会、公司与农户、产品与市场有机沟通。学校新成立了永大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和优仕茶籽油开发有限公司。优仕茶籽油开发有限公司集优良茶籽油树苗培育、茶油精炼加工、茶籽油深加工于一体，学院组织科技人员攻关，采取校校(地方院校与重点院校)、校所(学院与科研院所)、校企(学校与企业)、校市县合作的办法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一是针对油茶老品种产量低进行品种改良，亩产从2-3公斤，提高到30-70公斤；二是针对提炼技术落后进行精炼攻关，使茶油精炼质量标准达到国际水平。其成果已经被湖南省科技厅鉴定为国内领先，并一次性通过美国FDA的检验，获得美国订单，为永州甚至湖南的农业产业化和外贸出口创汇作出贡献，为促进学院发展作贡献，从而架设了科技通向农村、信息传递农户、产品通向市场的桥梁。
3.教学+科研型模式。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及兴趣爱好申报校级课题，让教师带领学生直接参与科研，学校先后进行了20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已有15项技术获得成功，并在全市推广，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科研中引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的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学生在参与科研和技术服务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创业真谛。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知识深化和能力强化的重要途径，对拓宽专业口径和就业渠道，适应社会需求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创业教育过程中，高校应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如参与基层单位、工矿企业的工程项目、商务促销、社区服务、结对扶贫、模拟创业等形式的挂职锻炼，由原有的专业实习的定向范围进行全方位的扩充，使他们将在学校学到的书本知识和实践技能真刀真枪地运用到实际课题中去，增强创业的真本领、硬功夫。(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摘自《中国教育报》2005年6月16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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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新建本科院校科学定位是关键
本报洛阳11月10日讯(记者 唐景莉 陈强 郭炳德)在全国701所本科院校当中，新建的本科院校有198所，占本科院校的近1/3。今天在洛阳师范学院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工作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指出，新建本科院校要着力解决好科学定位问题，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主，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新建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但由于这些新建本科院校的本科办学历史不长，改革、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吴启迪指出，新建本科院校要将工作重心由前一阶段高度重视“升本”工作转移到更加注重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上来。在实现教学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各高校要加大投入，强化管理，深化改革，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财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上来。各高校要切实把教学作为经费投入的重点，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学改革项目投入力度，特别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
吴启迪强调，高校要着力解决好科学定位问题，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之路。高等学校要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格的专门人才，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近年来，一些高等学校不善于结合自身实际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不能科学地确定学校定位，导致办学模式趋同，办学特色不鲜明。新建本科院校要牢牢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特色，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主，实现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的多样化。
吴启迪认为，由专科教育过渡到本科教育，新建本科院校在教育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要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与此同时，新建本科院校要采取有效措施、花大力气建设一支适应本科教学需要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此外，还要加强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新建本科院校要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对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考试、教学档案等各个教学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管理、规范管理，确保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河南省政府、省教育厅、洛阳市政府以及教育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参加了今天的闭幕式。来自全国160多所新建本科院校的近200名代表参加了这3天的研讨和交流。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郭广生等知名专家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摘自《中国教育报》2005年11月11日第1版)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 灵活设置公共课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铆足劲提升本科质量
日前，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暨“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国内选拔赛上，哈尔滨工程大学代表队连胜诸多名校强队，继2003年后再次夺得该项赛事亚军，并获最佳创意奖。从2003年他们参加这个赛事就年年获奖。
在“挑战杯”第四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该校“海能科技创业团队”夺得金奖。学校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已13次受到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的联合表彰。这所大学是怎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呢？
2003年11月，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大二学生杜勉珂参加全国“挑战杯”科技创新大赛获二等奖。也许是因为投入精力过多，他的专业课几乎没学，期末考试竟有4门专业课成绩不及格。按规定，他可能被学校开除。但是，杜勉珂最终“幸免”——学校按照个性人才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规，准许他转到与他兴趣爱好相近的信息与通讯工程专业就读。
幸运的不仅仅是杜勉珂，为了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机会，哈尔滨工程大学制定了一系列培养创新人才、个性人才的政策。今年秋季，学校又出台了新的学籍管理办法。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自主考试：不搞“一张考卷定终身”。在正常的期末考试、补考之外，只要对成绩不满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考试时间、考试科目。学生在学习期间随时考，一直考到你认为满意的成绩为止。目前，他们已经在教务处设立了考试中心，建设完成了12门公共基础课的题库，平均每门课程有1200至1300道题可供选择。这个学期末，数学、物理、外语、电工基础等基础课就可以开始实行。自主考试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调动了学生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取的积极性。
“老师讲得不好，你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就可以不上课。”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杨德森此言一出，曾引起极大的震动。但是，“免听”作为尊重学生需求的内容最终还是写进了正式文件———除“思品”、“体育”等课程外，学生可以申请免听部分课程。
尊重学生的需求，鼓励个性发展，课程设置上就应该更科学。像高数、物理、工业制图……工科大学的公共基础课，通常是全校统一开课。事实上，由于专业不同，有的系觉得讲得太多，有的又觉得不解渴。现在，学校自然科学公共基础课采用了模块式教学。按照专业的不同需求，划分成若干模块供其选择。如理论力学就提供了ABC三个模块：A模块80学时5个学分，B模块64学时4个学分，C模块48学时3个学分，供不同专业进行选择。模块式教学使学时得到了合理分配，不但尊重了学生的需求，也提高了教学效率。
分流式教学也体现在公共英语课程。过去只是分快慢班，现在则更加细化了：除了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快慢班外，英语高考成绩85分以上的，可以直接和大二年级上；成绩更突出的，甚至可以和英语专业一起学。
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在体育课上体现得最彻底。该校是全国大学体育课实行“俱乐部”模式最早的学校。目前已经有20个体育俱乐部，开展了33个项目，学生可以在校园网上自由选择。
课程设置合理了，学生的空间更大了，各种社团方兴未艾。
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鼓励教师上本科讲台，学校从2002年起评选“示范主讲教师”。2003年秋季，10名“示范主讲教师”脱颖而出，同时评出50名“优秀主讲教师”。“十佳”是两年一评，每人奖励2万元，“五十强”是一年一评，每人奖励3000元至5000元。如今，全校已经有20名“示范主讲教师”、100名“优秀主讲教师”。
重视课堂教学，也就意味着要重视教师的提高与发展。哈尔滨工程大学规定，教师授课满四年，就有权利申请为时6个月的离岗进修，无论是国内进修还是到国外进修，都由学校承担经费。今年学校专门拨出教学研究经费100万元，鼓励教师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研究，并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本科教育专项经费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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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素质导师制带来什么
刘铭华 朱建华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实施素质导师制以来，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学校的学风大为改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了普遍提高，团结互助、关爱他人的行为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有了提升。
日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的107名素质导师晋升了职务，这是为加强队伍管理与制度建设，提高素质导师专职化、专业化、专家化程度而采取的措施。
背景：素质导师制应运而生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办学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自成特色的“成功素质教育”办学理念。在实践办学理念的过程中，学校最初参照其他高校的做法配备了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但很快发现这种普遍采用的辅导员制不太适合自身的具体情况。
作为一所按照民办机制运行的独立学院，学生大都具有文化基础差、缺乏自信心等特点。但另一方面，这类学生有很强的选择性和独立性，具有非常大的可塑性。针对这种现状，2004年年初，学校在高校传统辅导员制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素质导师制。
素质导师的基本形式是在高校传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的基础上，以非专业素质教育为重点，以第二课堂为基本阵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和心理疏导，实现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从“管教型”向“导师型”转变的一种学生管理工作机制。
学校把非专业素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安排学时，计算素质学分。素质导师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拓展。在非专业素质教育方面，现已开设了包括提高学生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方法能力、心理品质等素质的多门课程，这些课程由素质导师负责组织实施并对学生成绩进行测评。
据该校有关负责人介绍，“专职化”、“专业化”、“专家化”素质导师队伍的建立，让学校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队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期。调查表明，现在绝大多数素质导师都认同这一岗位的职业特性，并表示愿意在这一岗位继续发展。如今在学校里，“把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当成事业，把素质导师作为终生职业”，已经成为很多素质导师的共识。
素质导师制的建立，也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学生们充分肯定素质导师对他们成长的帮助，认为素质导师知识丰富，关心学生，与学生之间没有代沟。
特色：专职化专业化专家化
“专职化”、“专业化”和“专家化”的“三化”方式，为素质导师队伍的建设、稳定与发展构建了一个平台。
“专职化”就是按照职业的社会性、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要求，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在校内把素质导师分为四个级别16个档次的职业技术等级系列。其中初级、中级素质导师分别相当于助教和讲师，高级素质导师和特级素质导师则相当于副教授、教授。
学校每学年对任职期满的素质导师进行有关课程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全面考核，在此基础上实行正常职务晋升，让素质导师享有与专业教师相同的地位。学校明确素质导师属于教师系列，不同的是专业教师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素质导师侧重于培养学生的非专业素质。
该校一负责人说：“把素质导师作为师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制度上保证了素质导师与教师处于同等地位，改变了过去高校辅导员或班主任低人一等，没有前途而不安心工作的现状，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素质导师的积极性”。素质导师工资实行档级制，高级素质导师收入不会比教授少。
“专业化”是根据本人的学科、专业类别，学校在素质导师具体调配的过程中，让具有相关专业的素质导师带相应专业的班级，以利于对学生从专业上进行辅导。校长赵作斌认为，专业化就是要让素质导师在从事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的过程中，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为保证素质导师朝着“专家化”方向发展，学校一方面与重点大学联合开办相关专业硕士学位班，努力使素质导师在3—5年内实现硕士化。另一方面也在校内成立了15个非专业素质教育教研室，对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进行研究与探索，而非专业素质教育教研室主任也全部由素质导师担任。
此外，该校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优胜劣汰，以保持素质导师队伍的活力。
考核由学生评价、学院意见和学工部门意见三部分组成。考核的主要内容有：学生的日常管理、思想政治教育、非专业素质拓展、党团活动等多个方面。每名素质导师带2—3个学生班，如果加上其他专职从事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该校在这方面的师生比为1：90。由于素质导师制定位明确，发展空间广阔，已经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岗位之一。
现状：从保姆向导师的转变
素质导师取代辅导员，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变化，更重要的是角色的转变和育人理念的变革：在工作职责上，由原来的常规式、“保姆式”管理，向科学合理地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转变；从核心目标看，由原来的管好学生不出事，向引导学生做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事转变。
素质导师制的创建，建立了“一线多阵地整体联动”的新型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模式。即由校党委、院党总支领导下的非专业素质教育教研室、素质导师、学生骨干构成工作的主线，依托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心理咨询中心、班级素质拓展小组等基本组织，注重与专业导师互动，利用毕业生实习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平台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参与实践。
不少高校的辅导员都把自己看成学生的“管理者”，而不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育人者”。有些辅导员在开展教育工作时往往是空洞的简单说教，流于形式。而素质导师制最大的转变是在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方面的观念、职能和方式的变化。据悉，素质导师的工作必须以素质拓展为主线，占领“两课”课堂和“第二课堂”，开展旨在提高学生非专业素质的各项活动；素质导师还需变“管”为“导”，改进方法，致力于“导思想、导方法、导行为、导心理”，做学生真正的“导师”。
校党委书记方思清说，建设素质导师制就是要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有效的途径和形式搞得更好。学校现有素质导师142名，他们是从2000余名应聘者中筛选出来的。他们上岗前都经过了培训，持证上岗后还要不断接受继续教育。他们政治过硬、业务精通，而且全部住进学生公寓，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成为了学生的良师益友，这些都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教育专家认为，改辅导员制为素质导师制，把过去的学生工作的教育与管理职能提升为以非专业素质拓展为主线的育人职能，对素质教育的实践模式具有原创性意义。
《中国教育报》点评
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制早已被人们所熟悉，素质导师制却是个新名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提出并开始实施素质导师制有两年时间了，虽然时间还不算很长，但其在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素质养成方面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素质导师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负责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向专职化、专业化、专家化的目标迈进，并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在该校，专业教师主要承担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素质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教育。这种划分不仅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完善。
这种创新的工作方式在一所按照民办机制运行的独立学院取得了成效，并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步落到实处，相信素质导师制在学校今后的实践中会更加完善，并逐步得到推广。
民办高校具有灵活的办学体制和机制，应该在办学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各项工作中能够坚持制度创新，狠抓教育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办学特色，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6年2月17日第7版）
导师小组：师生共同拥有的家园
本报记者 叶莎莎
长期以来，在大学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脱节的现象。一方面，专职教师只重教书不重育人，上完课就走，学生平时很难见到他们；另一方面，学生们在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又急需要教师的全面指引，而辅导员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从上学期起，西南财经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推行了导师小组制，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育人和专业辅导上的优势，密切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起师生互动的新型教学关系，初步构建起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学生教育新模式。
1、导师小组“导”什么
2005年9月，为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的育人作用，“导向、导学和导心”，建立师生互动的新型教学关系，搭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平台，西南财经大学启动了导师小组制度，引起广泛关注。
一种新型师生关系的诞生
有一个很久以前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故事。
1918年的一天，傅斯年和罗家伦来到了大学者胡适的家，与他探讨“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刚开始时，两个学生还“客客气气地向胡教授请教”，后来熟悉了，师生之间的讨论变得“最肆无忌惮”，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这种自由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给当时的傅斯年等人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以后，他们与胡适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早年的导师和学生是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那时候的教育方式是聊天式的教育，老师和学生海阔天空地乱谈，谈人生的各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学生多半对导师有一种精神依赖。
事实上，学生需要的不止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教授，更需要教师以学术精神和人格力量与学生进行更广泛、深入的交流，在思想、学习、生活、职业规划、个性发展等方面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封希德教授认为，目前辅导员制度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们的多种需求。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中，一些数字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学生对自己学习总体情况满意的仅占3.93%，有45.1%的同学表示不满意，对专业情况不了解的占43.51%，对考研和就业表示迷惑的占64.71%。学校发现，本科生在学科专业情况、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都非常渴求得到专业课教师的指引，学生们在希望得到的帮助中，罗列了“考研及就业指导(53.93%)，学科前沿及发展动态介绍(31.38%)，掌握好的学习方法(54.91%)，如何进行人际交往(41.18%)”等内容，而这些内容辅导员往往难以满足。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创新。要不断深化育人意识，自觉坚持育人在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把育人有机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在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封希德教授的这番话为全力营造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5年9月，在广泛听取师生意见，总结归纳试行的双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经验基础上，一项名为“导师小组”的制度开始在全校推广实施，一百余个导师小组担起了近一万二千名本科生、四千余名硕、博研究生的指导任务。
“导向、导学还要导心”
教书育人，学业指导，从理论上讲，凡是对学生进行培养的大学老师都应该是导师。
在西南财经大学，“导师小组”这个颇具权威的称呼有了新的诠释。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王裕国认为：“导师小组要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政治思想、专业发展、学习方法、择业就业等方面进行指导，要关心和指导学生的思想进步，培养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学习思想，构建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导师小组要不定期地与所指导学生的辅导员进行沟通，交流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辅导，解决其实际问题。”
由5-10名不同专业教师组成的导师小组，打破了原来导师或辅导员与学生之间“一对多”的格局，采用“多对一”的导师团队形式，按照“专业交叉、专兼搭配、功能互补”的原则，适当考虑到不同课程、不同专业和不同学科之间教师的相互整合，建立起了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高素质指导教师团队，在总体上形成强大的合力，对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
党委书记封希德认为，辅导员侧重于对班级日常事务和学生生活进行管理，职责重点在“管”；导师小组则是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心理进行全方位指导。导师小组制与辅导员制不是重叠也不是替代，而是构建专业教师与政工辅导员“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育人新机制，变辅导员的“一对多”为“多对一”，形成合力，全方位对学生产生引导作用，使“1+1”远大于2。
“要导向、导学还要导心。”王裕国教授认为，导师小组制与研究生导师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生导师制侧重于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而导师小组制更强调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全方位、专业化、个性化、亲情化的服务，既要作“经师”更要作“人师”。
“导”学生也“导”老师
导师小组是一个“导师梯队”，除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还包括教授和副教授所教的硕、博士研究生，这种组织结构使得导师小组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本科生导师制度。
进入导师小组的研究生，一方面弥补了导师们精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使本科生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本、硕、博学生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拓宽了交流的层次。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郑景骥教授认为，“一个导师带三个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这种设置打破了高等教育本、硕、博之间教育相对封闭的窘境。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生交融，营造出了一个新的适合学生成长的育人环境。”
在有意识地按职称结构建立的导师小组团队中，老教授对青年教师的发展方向、研究课题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和帮助，并采取小组内听课、观摩等方式，对其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提出评价意见，以加速他们的成长，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同时，导师小组还形成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科研团队。学校鼓励导师小组联合搞科研，以项目的方式建立兴趣小组、课题小组，吸引博、硕、本的学生加入科研团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让学生尽早开始系统、科学、规范地参与科学研究。同时，打破过去教研室(组)划分的导师小组，也为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教师开展交流提供了有效的平台，集教学、科研和育人为一体的导师制扩大了“师傅带徒弟”的功能，它“导”的不仅仅是学生，而且青年教师也从中受益。
“教书育人”的长效机制
为完善导师小组工作保障机制，学校制定了《导师小组制度暂行办法》，对导师的聘任、组建、工作考核提出明确的要求，使导师小组职责分明、任务明确、考核有据。
各院系则根据学校的《导师小组制度暂行办法》制定相应的办法与细则，对导师小组的组织领导、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及考核等作了专门的规定，确保导师小组有章可循。例如，挑选政治思想素质良好、事业心与责任感强、学识丰富、治学严谨的专业骨干组建了导师小组；各院系院长、主任分别与各导师小组组长签订了导师小组目标责任书；导师小组的考核采取导师自评、学生评议、学校考评相结合的办法，学校考核由学工部会同教务处、研究生部和院系进行。
除了制度上的保证，学校还按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每生每年100元、硕士生每生每年150元、博士生每生每年200元的标准，专门为导师小组拨出专款，按年初拨付60%，年末考核合格拨付40%的方式直接划拨到教师所在院系，由导师小组掌握，为导师小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然而，导师小组制终究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的过程中，许多新问题随即而生。专业课教师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本来就重，如何在不减少原工作量的情况下做好导师小组工作？学生对导师小组制认识上存在偏差，积极主动性如何进一步增强？两个校区存在空间距离，如何加强联系，设立专门辅导室，使学生能时刻感受到导师就在身边？如何量化考核工作成果……尽管如此，着眼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的导师小组制还是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肯定和支持，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2、让温暖和感动陪伴着学生
凝聚着学校良苦用心的导师小组制度在推行之初，遭遇过种种质疑。
由于每个小组需要指导的学生比较多，而老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一时间难以兼顾，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担心这项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师生双方都在导师小组制度中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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